三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西方遭遇中国在金融资本问题上的阻击

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崩溃论“是西方的绝对主流观点，中国在这个时间段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的下岗工人形成各种社会矛盾，社会严重撕裂，全盘西化的呼声有如苏东解体时一样，但1997年成为重要转折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当时银行的不良资产占三分之一以上，按照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中国当时就应当破产，但当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没有分离，有如政府体制的两个胳膊，国家通过建立四大资产公司，将金融（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国家使用仅有的外汇储备重新向金融（银行）** 注 **资，让银行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变为商业银行。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举国体制展现出了绝对的优势，财政和金融是一体的都是国家的，国家通过国家强权信用重新向金融体系赋权，国家可以把银行的不良资产一次性剥离，而西方国家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是私人的，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美国银行都是私人银行家的，当他们遭遇到负债和不良资产的时候，政府没有办法通过强制的政府手段来帮他们摆脱危机，并且西方国家的财政和金融在很多时候存在矛盾和利益对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西方投机资本准备打击香港时，中国大陆的1000亿外汇储备成为香港的坚实后盾，虽然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多，但是对于私人投机资本来说也是足够庞大的，席卷东亚国家的投机资本规模在200亿左右，所以当这些资本到达香港后，无法攻破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从而没有能够成功收割香港，索罗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对于打败中国的兴趣，远大于在资本市场获利的兴趣“。

中国从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迅速接受它的教训，快速推进货币化，同时开放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乃至房地产市场，一方面靠国家主权增发货币，一方面靠国家主权增发国债，度过了这场危机。中国基本物资供应可以自给自足，这是国家稳定的基本条件，举国体制使得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金融互相扶持，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下，慢慢的使市场稳定，沿海城市的开放，虽然导致低端制造业的进入，也导致上游市场的崩溃，但为国家积累了充足的外汇，虽然对21世纪的中国发展带来危机和挑战，但是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当进入21世纪，以国家资本投资为主的内陆基本建设吸纳了大量失业人群，带动制造业蓬勃发展后，中国威胁论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观点。由此，中国在后冷战时期，成为一个另类国家，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体制既不同于苏东，也不同于欧美，我们使用西方的金融和市场化，但是维持住了国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控制，这就是中国体制，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性，最终导致我们必须思考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如何维护好我们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