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国家能力组织投资拉动增长，实现区域发展再平衡

中国在受到美国的贸易战打击后，对其严重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习总书记早就讲过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策略，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从容应对外部威胁。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不断追求工业化，而产业资本具有内生性矛盾，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西方国家在由于其是自由化市场体制，公司和私人资本在面对生产过剩时，只能对外转嫁危机，其典型的转嫁方式就是扩张海外市场，掠夺和侵占各种生产要素，而西方国家普遍的集中爆发生产过剩危机，自然形成以国家为单位服务于本国产业资本的恶行竞争，而战争就是这种恶性竞争的极端形式。

一般情况下工业化生产的都是一般消费品，一般消费品只能通过市场交易流通，而商品市场能够承载的商品量是有限的，其决定了产业资本不能无限扩张，生产过剩危机必然一直伴随产业资本发展，产业资本仿佛有一个标定的上限，不能实现长时间的高质量持续增长。但罗斯福新政给出了不一样的产业资本发展道路，以国家投资为基础，带动产业资本投入到基本设施建设，以投资形式拉动增长。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需求下降导致中国遭遇相对的生产过剩危机，我们立刻** 注 **意到应对产业资本内生性危机能够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当西方国家遭遇生产过剩危机是，其表现出的现象和应对的措施都是推动产业资本紧缩，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投资拉动增长的应对方法对产业资本来说是不断扩张的。

中国在应对产业资本发展问题时，延续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逆周期做多的方式，1998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就是推动西部大开发，推动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西部退耕还林还草，都是国家财政直接投资，接着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3年政府换届之后，温总理继续提出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都是区域性发展政策，通过财政和国债投资的方式实现了区域发展再平衡，这是双重作用，既实现了经济增长，又实现了区域再平衡。

过去中国处于不平衡发展之中，存在三大差别，沿海——内地，城市——乡村，贫——富，我们率先缓解沿海和内地的差别，这是靠国家投资实现的，于是出现了既能够逆周期调节，又能够使西部，中部，东北能够有所发展，缩小区域差别。紧接着针对城乡差别再平衡，2005年十一五计划提出八项大型投资战略，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农村建设。农村投资是没有回报的，2005年三农问题【39】已经是国家根本性问题，国家必须承担对“三农”投资的责任。

【39】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的总称。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样，必须一体化考虑上述三个问题